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1-4期标题索引

一、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卷第1～4期文题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孙元成^[1]（2021）在《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代器物铭文是指传世和出土的刻铸在汉代器物上的文字。铭文与墨书不同,墨书指书写在器物上的文字。由於铜镜铭文具有较强的美化性和装饰性,需专门考察。墨书、铜镜铭文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只是根据需要,文中个别之处或涉及墨书与铜镜铭文。本文旨在以汉代器物铭文为主要研究材料,对其中的异体字进行考察,总结分析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类型和特点,说明汉代器物铭文在汉字构形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异体字是指在一个稳定文字系统内变异的构形,它们记录同一个词或语素,并且读音相同或相近。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一套由构形成分组成的、不断变化和协调的构形机制。笔画、构件是常见的构形成分。根据构件功能的一致性,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分别为构件简省与增繁的异体字、构件位移的异体字、构件替换的异体字。构形变异为异体字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动态演进的、复杂多变的文字。构形成分是携带意义的、按照一定层次从构形中离析出来的构形要素,它们的功能各异,彼此相互影响。构形成分在汉代器物铭文构形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构形调节和完善。依据异体字构件数量的一致性,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可分为构件简省的异体字、构件增繁的异体字;根据异体字构件组合关系的共性,可分为构件相对位置改变而同一构件方向没有变化的异体字、构件相对位置没有改变且同一构件方向变化的异体字、构件相对位置改变且同一构件方向调换的异体字;参照异体字构件形态的更替,可分为形声字、双声字、部分是形声字而部分是双声字、非形声字构件替换的异体字。这三种异体字分别在数量、组合关系、形态等构件功能上较一致。从构件功能一致性出发对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分类是可行的。变异为异体字产生提供了必要途径,变异构形与原来构形所表示的词或语素义相同是形成异体字的基础。变异影响构形。构形成分变异引起构形趋异和类同,类化、音化是两种不同的变异过程及变异结果。类化主要表现为字内类化和字际类化。音化促进非形声字向形声字、形声字向双声字或与原来构形有别的形声字转变。与原来构形所表示的词或语素义不同的类化、音化构形不是异体字构形。异体字由构形变异产生,异体字不是汉字构形变异的唯一结果。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动态演进的文字,构形成分的调整和运行影响构形关系。器物铭文文字的形态和结构从早期汉字构形演变而来,与汉代文字构形密切相关,这体现了构形的历史演进和承袭更新。所以,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构形关系既包含同一历史时期使用的汉字构形关系,又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构形的传承和演变关系,这展示出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历时传承和共时认同。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语的字词关系。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汉代器物铭文中的字词关系、类化字存在部分交叉,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笔画与构形里的饰笔、借笔或有重叠。这些问题也体现了异体字构形复杂和多变。

顾王乐^[2]（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胡小京^[3]（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吕姝焱^[4]（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提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李强^[5]（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李宝^[6]（2018）在《宋代题跋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题跋文是中国古代一种十分有特色的散文文体,在追溯这种文体的起源时,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其正式定型并大量产生于宋代则为学界所公认。宋代题跋文数量繁多,题材广泛,表达丰富,体式灵活,趣味盎然,展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本文以宋代题跋文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及当下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题跋文体进行文体学上的界定,对两宋题跋文的数量、类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并就题跋文征引诗词现象进行考察,力图展现宋代题跋文体勃兴的全貌。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述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及意义,从五个方面回顾了宋代题跋文的基本研究状况,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展望。同时,在绪论这一章之中,还交代了对宋代题跋文进行研究的具体思路及研究使用的基本方法。第二章主要探讨了题跋文体自身的几个问题,是为宋代题跋文研究作基础性的奠基工作。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概念的阐释与解读多从训诂、考据的角度切入,使用方法与征引材料,几乎雷同,各家只是酌以自己的见解,复为演述,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再复述的必要。笔者从文体学的角度,对题跋文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探讨其文体的发生与命名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演变。笔者又总结了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源头追溯的几种观点,逐一评述,进而确认比较赞同的观点。之后,对比分析历代《文选》类总集选录题跋文情况,从选文上对比分析了宋、元、明三代题跋选文、题跋题名特点、以及题跋文关涉的内容等情况,以此验证题跋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变化。本章最后一部分主要辨析了题跋与后序、题跋与题辞（词）、题跋与题名等三种相近文体的区别与关系。第三章宋代题跋文的结集与数量,梳理了题跋文的结集情况,并对明代毛晋“津逮秘书”所选宋人题跋及新近结集的《全宋文》、《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宋代序跋全编》等收录题跋文进行了较为精确的统计,逐一对比,以期对宋代题跋文有较为精确的数量认识。第四、五章在梳理了前人对题跋文的分类情况之后,参考《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对题跋文所分九类,拆分合并成书跋、文跋、诗词题跋、法书帖刻、金石器物、图画、其他类等七类。重新分类的考量是因为《索引》原“法书碑帖”一类涵盖的题跋数量太大,而“山水草木”、“器物”、“建筑”、“人事”等题跋数量又过少,重新分类之后,将“法书碑帖”一类之中“金石”拆分出来与《索引》“器物”一类合并成“金石器物”一类,原类目更名为“法书帖刻”,之后将“山水”、“建筑”、“人事”三类合并成“其他类”,新分类中各类目涵盖题跋数量接近,体现分类的意义。之后以新分类为准,对各类题跋的内容进行逐一进行概述,总结各类题跋的内容特点,以期对宋代题跋文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第六章考察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情况。宋人题跋,有专论诗词一部,数量有千余则。在这部分题跋文之中,有大量诗、词被征引到题跋文之中。通检两宋题跋文我们发现,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诗词题跋之中,其余文跋、书跋、书画题跋等等类型的题跋文之中,都有征引诗词的情况出现。我们将宋人题跋中征引到的诗词悉数辑出,以附表的形式列于文后。在对征引的诗词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宋代题跋征引诗、词的虽然颇为随意,但是基本规律还是可循的。我们总结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四个规律,并用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新辑《全宋诗》失收的宋人诗三十余首、残诗零句一百二十余则。最后,我们例举了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对传世诗词的诗题、字句的订正,以此来验证宋人题跋征引的这部分诗词的校勘学价值。

何昆^[7]（2018）在《《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文中认为《诗经》自结集起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关注的重点,历代的《诗经》研究论着可谓汗牛充栋,但“五四”之前对《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对《诗经》民俗的研究尚未成为关注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激发出学者们的新思想,将传统《诗经》学研究中对民俗的关注大力发扬,使《诗经》民俗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1919——1949年间,学术界名家辈出,学贯中西的学者们以新的观念重新审视《诗经》研究,在研究观念、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多有创见。《诗经》不再被视为顶礼膜拜的经典,而是被视为民间歌谣总集。学者们开始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来阐释《诗经》,尤为突出的是对《诗经》民俗事象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篇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从近代社会转型与《诗经》新阐释;中西文化碰撞与《诗经》学研究新变;新式出版与《诗经》研究新风向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从新译今译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文学史教科书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民国期刊与《诗经》民俗学阐释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第三章主要从由经到俗的《诗经》研究新局面和经俗交汇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特色两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价值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和《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局限进行了分析。结语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和展望。

李春亭^[8]（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徐世康^[9]（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着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邹虎^[10]（2018）在《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碑刻文献的断代整理,目前已取得不少成果。从涉及的具体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五代以前,而以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最爲注目。五代以後,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基本无人问津,是碑刻文献整理的阙环。本文以元代碑刻爲主题,力图补充碑刻文献整理的缺失,并带动近代碑刻文献整理及相关研究。元朝之於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地位。其疆域之大、民族之多、国家制度之特殊、社会动荡之剧烈、阶级矛盾之尖锐、宗教形式之复杂、海陆交通之发展、中外交流之频繁,历代绝无仅有。由於历史的原因,元代传世文献多已不存,或散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史的研究。元代碑刻以其丰富的数量和种类,堪称元史研究最爲重要的材料之一。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以碑刻拓本或原石爲依据,对元代传世碑刻文献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勘订正;无传世释文文本的,则另行释读,力求爲学界提供一份详实可靠的元代碑刻文献参考材料,爲元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相关研究提供材料保障。元代碑刻文字和词汇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尤具研究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字,特别是俗字进行全面整理,反映新产生俗字的基本面貌。集中精力,以例释的形式,分析历史汉字的形变轨迹和变异规律,揭示元代碑刻俗字的根本特征,即简化。通过字形勾连,贯通字形发展演进的古今序列,填补汉字在近代时期的关键字形空缺,爲汉字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字形参照。同时,综合分析元代碑刻俗字来源,探讨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的重要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献词汇进行分类梳理,并作专题探论。在研究类目上,着力於探讨元代碑刻两大类别,即法律碑刻和宗教碑刻中的的专有词语,凸显其时代特色,爲近代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

二、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卷第1～4期文题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卷第1～4期文题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5）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6）宋代题跋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8）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10）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卷第1～4期文题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D]. 孙元成. 吉林大学, 2021(01)
• [2]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3]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6]宋代题跋文研究[D]. 李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7]《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D]. 何昆. 黑龙江大学, 2018(06)
• [8]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9]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D]. 邹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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